发迹之路：冯国璋的早期经历和性格

和那个时代许多出身贫寒后来显赫的人物一样，冯国璋也走了一条从军掌权的发迹之路。论年纪冯国璋比袁世凯长半岁，又是以教官身份进的小站，所以被北洋系统尊称为“四哥”，后来成了直系军阀的首领。虽然富贵加身，可还是脱不了和许多穷苦出身的人物一样的毛病，性格谨慎犹豫，缺乏宏大的政治视野，还有贪财吝啬的毛病。当黎元洪去职，大总统的宝座向当时的副总统冯国璋招手的时候，冯国璋踌躇再三，最终选择了北上就职。这一去，冯国璋蒙受重创，一年以后黯然去职。

发迹之路：冯国璋的早期经历和性格

一

冯国璋，1859年出生于直隶河间诗经村的普通农家。据说冯国璋的先祖是明朝开国功臣冯胜，不知道这种说法是真的，还是冯国璋日后发达后附会上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祖宗的福荫显然不能持久，到了冯国璋父亲一代，冯家已经是吃不饱穿不暖的贫农了。冯国璋兄弟四人，他排行最小，上面有三个哥哥。大哥混戏班子，常年在外为生计奔波。冯国璋小的时候也曾读过几年私塾，后来因为贫困辍学在家。

冯国璋在北洋人物中年纪仅次于徐世昌，比同年生的袁世凯还长半岁。日后，冯国璋拜在袁世凯门下，有上下级之分，但袁世凯还是让妻妾称冯国璋为“四哥”，让儿子袁克定称冯国璋为“四叔”。因此北洋系同辈的人物都称冯国璋为“四哥”，晚辈军阀则尊称他为“四叔”。

民国初年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政治人物出身大多贫贱。袁世凯的出身可能是最好的，生于官宦人家；徐世昌、孙中山、黎元洪三人家世也还可以，算是普通人家子弟。其余人物，比如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冯玉祥、张宗昌、孙传芳等人都生在社会底层。冯国璋是河北乡间的贫农子弟；比他小6岁的段祺瑞是个中层军官的子孙，祖上没有留下什么家产；曹锟挑着货担，走街串巷卖布；冯玉祥家里太穷养不起他，就托关系走后门让冯玉祥小小年纪就混入军中扛枪吃饭；张作霖在黑土地的泥坑里摸爬滚打，当过屠夫杀过猪，后来学会了医马这门技术活被土匪拉入伙当了马夫。据说张作霖当年欠下赌债还不起，还曾割下大腿肉还债，颇有一千多年前还不起赌债被人吊着打的宋武帝刘裕的风采。

为什么贫贱子弟能够在民国初年的大变革中崛起，后来成为叱咤风云的人物呢？我总结，是因为他们有奋发进取的精神，由于一无所有反而勇往直前，成功了就权势加身，失败了大不了还是一无所有；其次，因为乱世政治机会多，适合雄心勃勃或者野心冲天的人的崛起。民国初年就是个乱世，所以涌现出了一批出身贫贱的大人物。相反在一个政府控制力高涨的盛世，阶层划分严明，社会发展按部就班，反而堵死了底层人物上升的路子。所以说，小人物比大人物更期望乱世，底层社会比上层社会更倾心变革。

冯国璋没有一辈子被摁在河北农村，当一辈子的贫农，真得感谢清末民初的乱世。

当然，贫贱的出身也给政治人物带来了负面的影响。一旦掌握了权势后，幼年贫贱惨痛的记忆往往使他们不能正确看待到手的财富，不是贪婪揽钱就是小气吝啬。冯国璋就对金钱看得很重，出了名的吝啬。发迹前，冯国璋在朋友圈子里以蹭饭闻名，有饭吃不管路远风大必准时到。即使是在发迹后，他小气的毛病也没去除。比如，他喜欢吃玉田酱肉，又担心佣人买肉时偷吃，竟然想出了个办法，要求佣人买的酱肉必须是整整齐齐的方块。这样，如果佣人偷吃的话就一目了然了。客人来访，冯国璋舍不得用酱肉招待客人又不得不用肉，就把酱肉切得薄如纸片招待客人。如果有肉沾在刀上，冯国璋就要用舌头舔得干干净净。冯国璋发迹后，手上的钱财不止千万，仍然还要通过各种手段搜刮钱财。冯国璋入主中南海后曾做出一件荒唐的“敛财壮举”。当时他看到中南海湖中游着许多鱼群，又听鱼商说中南海的鱼从明朝开始就没有捕杀过，价值很大，大概值10万多元。原因是，明清两代，帝王后妃常在中南海和北海放生，许多鱼的鳍上拴有作为放生标志的金牌、银牌或铜环，这也是一笔财富。当时冯国璋对是否应该捕杀中南海之鱼也有过犹豫，但是后来想到“三海鱼鸟花草历来是皇帝总统私产”就释然了，组织招商捕鱼，商定了8万元的卖价。不久，北京许多饭馆的菜单中新增了一道“总统鱼”，可以和“东坡肉”相媲美。冯国璋贪婪的名声也日益广播，有人曾送他一副挽联：“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

老朋友段祺瑞曾用一个词形容冯国璋的性格：钱癖。这并非是无端攻击。

冯国璋为什么贪婪敛财呢，换言之，他聚拢那么多的钱财干什么用？冯国璋解释说，发达后有许多亲朋好友前来投靠，都希望能在他那谋条生路，自己又不愿意用人唯亲、委以一官半职，那就只能用钱财来接济安抚亲友了。的确，冯国璋投资经商，在自己的产业中，聘用了一些亲朋好友，解决了部分亲友的就业问题。但敛财安抚亲友之说过于牵强，更像是为自己的劣迹开脱的借口。冯国璋部下王占元的例子更能说明问题。王占元也是贫寒出身，后来做到了湖北都督，守着九省通衢的繁华武汉和全国最大的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可是他不思扩充军队却一心敛财，甚至连部下的军饷也克扣，结果部下兵变不断，最后自己竟被驱逐出湖北。王占元也不谋东山再起，就拿着搜刮的钱财在天津置办了大批房产土地。他常常挂着一串钥匙“巡阅”天津街头，被人戏称为天津“各大马路巡阅使”。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中，王占元等人是对国家前途和政治清明失望，所以才更重视实实在在的物质保障，毕竟钱财是可触可点的，而稳固清明的政治是虚无的。冯国璋的心态可能也类似，他虽有机会刷新政局，但心底对政治是失望无助的，所以视钱财重于政治。

二

冯国璋一生的前25年都是大清王朝治下的一个普通小民。25岁时，冯国璋走上了乱世崛起的捷径：从军。那一年（1884年），他在族人资助下前往天津大沽口当兵。因为勤勉吃苦，很快被推荐考入天津北洋武备学堂，成为第一期学生，与他同期的有王士珍和段祺瑞。

冯国璋的另一个毛病此时就体现出来了，就是谨慎有余果敢不足，遇到大事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就学期间，冯国璋始终觉得科举才是提升地位的正途，于是在第三年抽空回原籍应试科举，因为通晓数学补取了特设的诸生名额，却在顺天府乡试中落第。科举无望，冯国璋只好回到武备学堂从军。试想，如果乡试考官录取了冯国璋，近代中国就多了一个在科场孜孜以求的庸才而少了一个叱咤风云的强权人物。

1890年冯国璋从武备学堂毕业，因成绩优异留学堂充任教习。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冯国璋和低年级的学员曹锟、李纯、陈光远等人关系深厚。他们和冯国璋的同期同学王占元都投入了北洋阵营，又都因为和冯国璋关系深厚而聚拢在一起，事冯如兄长，组成了日后直系军阀的中坚力量。

冯国璋在武备学堂的教学日子很短。年轻而浮躁的心让他迫切希望建立军功得到晋升，所以在一年多后投入了聂士成幕府。聂士成很赏识冯国璋，但他的部队暮气太深，并没有给年轻的冯国璋创造上升的空间。期间，冯国璋一度担任驻日本公使裕庚的军事随员，考察了日本。日本的这趟考察让冯国璋结识了不少日本军界人士，见识了近代军制和日本军力。当时，日本人很欣赏冯国璋，但奇怪的是，冯国璋一点都不领情，对日本非但没有产生好感，还产生了恶感（这和段祺瑞不同，段祺瑞武备学堂毕业后留学德国多年，日后却成了亲日分子）。冯国璋掌军后，凡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一概不用；当总统后凡是亲日分子一概反对进入内阁；回国后他还曾给主管兵事的载涛上密呈要求罢斥日本士官生。“二十一条”交涉期间，冯国璋联合张勋怒责中央说：“此次日人非理要求，原本无交涉之价值，更无承认之必要，乃政府惕于日本哀的美敦书之下，遂至不求民意，不察利害，竟将全案承认，是何异举我数千年堂堂中国捧送于人。天下最可痛可哀之事，孰有过于此者？”

但这次随使日本的经历，让冯国璋得到的最大的收获是结合见闻和西方理论编成了兵书数册。没有军功，他希望能凭借兵书得到赏识提拔。1896年，冯国璋结束使命回国，将兵书呈送聂士成。聂士成看不懂也用不上，不过知道袁世凯正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军，就把冯国璋写的兵书传给了袁世凯看。这一看，袁世凯如获至宝，大赞冯国璋：“军界之学子无逾公者。”很快，冯国璋就调往小站，迈出了发迹的第一步。

冯国璋投到袁世凯门下，主要是发挥理论才干，做教员和参谋重于领兵。他为新式陆军编定了兵法操典，教练着人数最多的步兵。袁世凯巡抚山东时，义和团起，局势飘摇。袁世凯决定举行新军秋操，邀请德国驻胶州湾总督观礼，震慑山东局势。这项重任就交给了三个心腹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具体负责。1900年秋，济南举行了新式陆军操演。袁世凯和德国总督在观操台看到军旗鲜明，队伍精良，军威凛然。冯国璋号令队伍“一举足则万足齐发，一举枪则万枪同声，行若奔涛，立如直木”。德国总督当众称赞冯国璋、王士珍、段祺瑞为“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分别是“龙虎狗”。这也是之前提到过的“南海鱼可在，北洋狗已无”中“北洋狗”的来历。“冯狗”除了说冯国璋忠诚外，还有扎实能干的意思。但是狗在中国话中含有歧义，所以冯国璋比较排斥别人叫他“冯狗”。

搭上北洋新军的快车后，冯国璋扶摇直上，历任新军督练营务处总办、军政司教练处总办、中央练兵处军学司司长、保定陆军速成学堂督办、军咨使等。这一时期，冯国璋以埋头肯干、业务出众著称，使清廷很放心地将培养军官的保定军校交给了冯国璋。冯国璋从严治校，曾经亲自挥动军棍责打一个游宿娼寮并吸食鸦片的皇族学员，将军棍都折成了两段，最后还将该名皇族子弟开除，他的表现得到了末世清朝皇族的欣赏。乱世用人更重真才实学，所以冯国璋在袁世凯受到朝廷猜忌去职之后依然平步青云，逐步提升。到武昌起义爆发时，清廷想到的能镇压起义的两大将领，一个是统帅北洋第一军的满族权贵荫昌，另一个就是统帅第二军的冯国璋了。

冯国璋这个“北洋三杰”中的“狗”对袁世凯很忠心，受命镇压起义的当天就秘密跑到彰德去拜见袁世凯，请示机宜。袁世凯授让他“慢慢走，等着瞧”。冯国璋心领神会，带着几个师的北洋大军磨磨唧唧地南行，走一天歇两天，还老回望北京城，让朝堂上的孤儿寡母觉得第二军不像是去武昌镇压起义的，更像是随时准备反攻北京的叛军。就这样，清廷只好请袁世凯出山收拾残局。老袁上台后，冯国璋顺理成章替换掉了荫昌，统领第一军前往湖北作战。冯国璋能猜透袁世凯要借武昌起义东山再起的意思，却猜不透袁世凯还想“养寇自重”的用心。他率领北洋军，卖力地在前线作战，用重炮轰击人烟稠密的汉口市区，继而用火攻，迫使革命军放弃汉口。占领汉口后，冯国璋又击退了黄兴组织的反攻，乘胜攻克了汉阳，接着又积极组织进攻武昌。袁世凯的本意是希望冯国璋进行胶着战，方便自己谋取朝廷实权。而冯国璋因军功被赏赐二等男爵之后，正一心想要彻底扑灭湖北革命，成为“曾国藩第二”，建立不世功勋。尤其是接到封爵的圣旨时，冯国璋真是感激涕零，公开说自己一个汉人能够跻身男爵一定要誓死效忠朝廷云云。冯国璋的眼界不宽不长远的问题，在这里表露无遗。结果，袁世凯硬生生地把踌躇满志的冯国璋免了职，调了回来。他还需要留着武汉革命军，放长线钓大鱼呢。

冯国璋从前线归来后，也没坐冷板凳，很快就被袁世凯安排接替皇叔载涛担任了禁卫军统领。汉人出任禁卫军统领，也只有冯国璋才是合适人选。原因是，一方面，冯国璋是北洋系统和袁世凯的人。他统领禁卫军，等于是把北洋系统的爪子伸到了皇帝的枕边；另一方面，朝廷对冯国璋这个镇压武昌起义有功、宣誓效忠朝廷的实干将领很有好感。清朝亲贵子弟即便讨厌北洋军人，也对冯国璋抱有好感。基本上由八旗子弟组成的清朝禁卫军愿意听冯国璋指挥。冯国璋在短暂的禁卫军统领职位上做了不少事，他曾经和禁卫军官兵一起向袁世凯申请立宪，拍着桌子骂走段祺瑞派来劝说自己逼宫的说客——在北洋将领逼宣统退位的通电中没有冯国璋的名字。最终隆裕太后决定逊位，袁世凯召集特别会议宣布退位事项。冯国璋毕竟在清朝得到了步步高升，境遇不错，等袁世凯说完就问：“逊位给谁？”袁世凯正义凛然地回答：“逊给国民。”冯国璋这才无话可说。

皇帝退位后，如何收服禁卫军成了冯国璋的头等大事。一旦禁卫军在京城哗变反对共和，后果就严重了。冯国璋就拿着南北和谈达成的《优待清室条件》，集合全体禁卫军官兵训话。他先述说了如今情形窘迫，清廷无力再战，然后说明南北和谈，商定皇室和满族、蒙族的待遇不变，禁卫军一切照旧，不会有变动。然后，冯国璋亲自宣读《优待清室条件》。可是，第一款“大清皇帝逊位”刚开口，广场上的官兵就出现骚动，哭泣声、叫骂声不绝，甚至有人持枪拔刀，大声鼓噪起来。冯国璋登台高呼，让官兵推选代表申诉。之后几个代表上台，关心的都是皇室安全、禁卫军待遇等问题。冯国璋以性命担保皇室安全，并承诺与禁卫军进退一致。他的承诺并没有遏止队伍的骚动，混乱局面愈演愈烈。冯国璋急中生智，高呼大家如果不信任，可以推举两个人持枪日夜守在自己身边，一旦发现有违背诺言之处可以立刻将自己击毙。官兵们见统领如此承诺，慢慢安静下来，加上清亡是大势所趋，最终平静接受了王朝覆灭民国建立的事实。后来，清廷的禁卫军被改编为陆军第16师，一直跟随冯国璋左右，直到冯国璋下台才被陆军部调开。

虎踞南京：军阀割据开始了

一

冯国璋进入民国后的第一个大动作就是镇压“二次革命”。

成功镇压“二次革命”让袁世凯加强了对全国的控制，但最大的实质受益者应该是冯国璋。革命前，冯国璋除一度担任过离袁世凯很近的直隶都督外无所作为；革命后，冯国璋占据了中国最发达的东南地区，而与之亲近的李纯、王占元等人则占领了长江中游，使得长江中下游唯冯国璋马首是瞻。冯国璋一下子俨然成了袁世凯之下北洋系统内最大的实力派。

二次革命期间，冯国璋任江淮宣抚使兼第二军军长，督率北洋大军会同张勋所部，沿津浦路南下，很快攻占徐州、蚌埠、南京，控制了长江下游。冯国璋所部南下没有遇到激烈的抵抗，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包括上海在内的中国经济中心，从此盘踞东南。这是什么原因呢？是革命力量过于薄弱，还是革命人士缺乏抵抗决心呢？最新的研究表明，冯国璋的迅速扩张得益于东南地区势力强大的绅商阶层的支持。清朝末年和革命期间，社会黑暗动荡，大大损害着绅商阶层的利益，他们自然对秩序与稳定有着的强烈愿望。虽然冯国璋不一定和绅商阶层理念一致，但他的军队能够取代四分五裂、力量薄弱的革命党人，继而给东南地区带来稳定，能给经济带来最需要的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不仅是在二次革命期间，而且在之后的护国运动甚至护法运动期间，东南（尤其是上海）绅商阶层基本上都支持冯国璋稳定政局。绅商反对帝制，也反对激烈的革命运动。比如护国运动期间，上海绅商致函冯国璋：“上海为通商重地，又为党人渊薮，尤多激烈分子，数日来设法间接劝阻，谓下游举动总当静候高峰。各派崇拜虎威，企以俟今。时机急迫，势难遏抑，万一暴动，则全局均为破裂，而地方之糜烂、交涉之困难，实属不堪设想。绅商等目击情形，惊惶失措，今晨邀集南北商界筹议，皆谓非上游立刻发表（宣布独立），万不能镇定下游。”东南地区的绅商阶层带有资本主义色彩，原本应该是民主共和的拥护者，他们在辛亥革命期间也的确支持过商界出身的同盟会员陈其美，拥护了东南地区的革命政权，使得东南地区迅速独立，在清末民初没有遭受战火。然而，绅商们毕竟是现实的，经营家业以盈利为目的，迫切需要稳定和平的环境，所以对二次革命、护国、护法等战争兴趣不大，所以才选择了支持冯国璋这个外来的强权人物。

冯国璋接任江苏都督后，打出维护江苏社会秩序的旗号，迎合东南各地的呼声。他从北方带来了大批军警，又在南京设立江苏全省执法处，大力整顿治安。当然，冯国璋最主要的作为还是扩充军事实力。他整顿沿江要塞，设立军事研究所，在南京成立宪兵司令部，接着又发挥了老本行，成立陆军讲武堂、水师学堂、陆军警察学校等培养人才，最终扩充成四个师的军队。冯国璋统治的几年间，江苏的经济、文化取得了不错的发展。富庶的江苏省，加上唯冯国璋马首是瞻的湖北王占元、江西李纯，使得冯国璋成了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袁世凯，这个影响中国政坛尤其是控制北洋军队的强权人物死后，中国政局仿佛重新回到了武昌起义之后几个月内南北交战、各省独立的半混乱时代。失去了强权领袖的北洋系统各军操戈相向，让局势更加混乱。1916年到1928年，民国陷在军阀混战中难以自拔。在乱世中，“有枪的，说话声音就大”。中国历史上并不罕见的“军阀”成为政坛的主角。“军阀是个坏东西，这没问题。其实，近代以来，凡带上个‘阀’字的名词，就有点骂人的意思了，军阀、学阀、财阀、党阀，细排下去，大概还有十几个。其中军阀是最为人鄙夷的，因为这些人手里有枪，属于千余年来为国人所不齿的军汉武夫，行为粗鲁，不讲道理，看上哪个女学生，就要拉去当姨太太的。”（张鸣《“五四”传统与军阀余荫》）

有学者对军阀这件事就分析得鞭辟入理，我们不妨一读。“这200名左右佩戴勋章的将军和他们那些步履蹒跚的队伍，在1916—1928年军阀混战年头代表了什么东西啊？第一，现代武器的优越性，造成了一个人口过剩国家的黩武主义。在这个国家中武备的扩展超越了公众意识形态的发展。第二，老的绅士、商人、管理统治阶级没有能力在一个全国范围的新的政治组织基础上团结起来。第三，正当民族主义似乎取得胜利的时候，民族进取心却处于低潮。”（［美］费正清著，刘尊棋译：《伟大的中国革命》）

军阀和军阀之间也抱团，出于同乡关系或者血缘亲属关系或者因为感情亲近而组成不同的派别。北洋系统内部就存在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段祺瑞是安徽合肥人）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冯国璋是直隶河间人），以及作为北洋旁支的张作霖的奉系（张作霖是奉天人）。北洋系统之外有滇系、桂系、粤系等较成型的军阀，至于随起随灭的小军阀就更多了。军阀派别内部也不是铁桶一块，相互分化组合不断，就是直系也分冯国璋的旧直系和曹锟的新直系，至于张宗昌等“多姓家奴”就更不用说了。

这其中，冯国璋和他的直系是个典型。

二

当初袁世凯复辟，冯国璋是不同意的（即便恢复帝制，冯国璋也倾向于宣统皇帝复辟）。袁世凯没能安抚好冯国璋这样的实权人物的情绪，是复辟失败的重要原因。

1915年7月，袁世凯称帝一事已经在举国上下传得沸沸扬扬了，冯国璋依然不相信，千里迢迢跑到北京，当面询问袁世凯的意见。袁世凯和冯国璋展开了一场有趣的谈话：

袁世凯说：“华甫（冯国璋的字），你我是自己人，难道你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也不是无所本的，往日暴民专政时期，曾经有人说过，共和不适合国情，我在口头上也曾流露过愿意退归田里或者还政清室；近来新约法颁布，其中有总统得颁授爵位的一条，有人又认为这是变更国体的一个预兆。我早就感觉到，五族权利一律平等，既然满、蒙、回、藏各族都可以封王封公，为什么汉族同胞就不能享受同等权利呢？授爵条文对各民族都应不加限制，我一定要做到一视同仁。可是，为了避免误解，目前我不打算授给汉族以爵位。”

冯国璋想说几句话，可是没有机会开口。袁世凯又往下说：“华甫，你我是自己人，我的心事不妨对你直说。现在总统的权力和责任已经与皇帝没有区别，除非为儿孙打算，我实在没有做皇帝的必要。至于为儿孙，我的大儿子身带残疾，老二想做名士，我给他们排长做都不放心，能够叫他们担负国家的重任吗？而且，中国一部历史，帝王家总是没有好下场的，即使为儿孙打算，我也不忍心把灾祸留给他们。当然，皇帝可以传贤而不传子。现在总统也可以传贤，在这个问题上，皇帝和总统不也是一样的吗？”

冯国璋急忙挡住袁世凯的话头，试探道：“总统说的是肺腑之言。可是，总统功德巍巍，群情望治，到了天与人归的时候，只怕要推也推不掉的啊！”

袁世凯把眉头紧蹙了一下，似乎要生气的样子，坚定地说：“不，我决不干这种傻事！我有一个儿子在伦敦读书，我已经叫他在那里置了一点产业，万一有人一定要逼迫我，我就出国到伦敦，从此不问国事！”

冯国璋于是相信复辟不是袁世凯的本意而是旁人所鼓噪的，放心地返回南京去了。一路上，冯国璋还当起了袁世凯的“义务宣传员”，对外宣称袁大总统绝不会称帝，社会上的种种流言都是庸人自扰而已。冯国璋这么做，带有敦促袁世凯信守诺言的意思，不想日后袁世凯背盟真的黄袍加身了，冯国璋反而跟着颜面扫地了。但是后来，现实让冯国璋大呼受骗，再加上被旁人指责，冯国璋更加排斥袁世凯的称帝行径了。1915年12月，各省开始“劝进”活动，花样百出，搞得轰轰烈烈的。冯国璋任都督的江苏却没什么动静。帝制派的江苏巡按使齐耀琳筹办拥戴活动很卖力。按计划江苏需要“推举”60名代表参加拥戴活动，冯国璋暗中禁止军人参与其事，“所以六十代表内，无军署一人”。决定国体问题的投票那天，冯国璋托病不出。齐耀琳好言相劝，部下也说不出面不太好，冯国璋才勉强以明哲保身的态度出席，看着“一致”拥戴袁世凯称帝的场面未发一言。

不久，护国战争爆发。袁世凯想起了雄踞南京的冯国璋，任命他为参谋长讨伐护国军。冯国璋装病拒绝就任。袁世凯派人到南京探望冯国璋的“病情”，这对冯国璋又是一个不信任的打击。他对来人说：“我跟随总统一辈子，总统要如何便如何，怎么总统不把我当自己人了！”所以他公开提出“保境安民”，对袁世凯消极抵触。客观上，东南绅商也支持冯国璋的超脱，支持维持东南秩序。

护国战争中，冯国璋对袁世凯是不满的，对复辟帝制是反对的，战前和战争中他都和护国军暗通声气。可多年的提拔之情让冯国璋不便和袁世凯决裂，而是在护国战争中犹豫不决，首鼠两端。护国阵营的张彭年回忆说：“当筹安会成立时，梁启超、蔡愕派人往返密商反对方略，侦知冯国璋愤袁不肯向他说实话，与段祺瑞一致采取反对的态度，梁因之派人说冯，希望冯纠合友军共起倒袁。冯答，他虽决心反对，奈北洋军人中替袁卖力的尚多，在北方发难，实非计出万全，最好由边远省份先行动手，侯袁将他认为可靠的部队调远，我们就近一举手就可以大功告成。梁、蔡同意了这个办法，共同商定由滇、黔起义。及至滇黔苦战了数月。迭电托梁转摧，冯还是迟疑不决。”阎锡山也作证说：“唐继尧通电讨袁之前，曾电南京冯国璋，以察其意，冯覆电说：‘国璋老矣，国事全在诸君。’”

三

冯国璋在护国战争中没参战，可也没闲着。他萌发了触摸权力顶点的野心。袁世凯名声扫地，北洋系统内部分崩离析，冯国璋琢磨着自己是否可以取袁世凯而代之了。

论实力，冯国璋有可能登顶。但袁世凯不主动退位，大事迟疑的冯国璋也不好意思赶他下台。后来袁世凯虽然撤销了帝制，却仍想继续做大总统，就让冯国璋出面联络各省将军通电拥护自己。冯国璋虽然老大不愿意，可拗不过袁世凯的恳求，再加上袁对自己往日的恩情，不得不在1916年4月领衔通电提出和平解决八条，第一条就是承认袁世凯仍为大总统。

报答了袁世凯的知遇之情后，冯国璋开始全力追求自己的大总统职位。他看得很清楚，袁世凯迟早要倒台了，能够和自己竞争总统职位的只有两个人：黎元洪和段祺瑞。黎元洪是袁世凯的副总统，如果袁世凯突然下台，新总统就会被黎元洪递补上去。可如果袁世凯干满任期或者整个政府被国会否决，那么黎元洪也要跟着袁世凯政权一起下台。所以冯国璋保袁世凯继续担任总统，也有阻止黎元洪接任的意思——他要把黎元洪和袁世凯的任期牢固地捆绑在一起。至于对付段祺瑞的方法，冯国璋就要用实力说话了。1916年4月，冯国璋开始致电未独立各省，联络北洋系统的实权人物，意图建立京外团体，对抗占据中央的段祺瑞的势力。5月15日，未独立各省代表聚集南京开会（冯国璋也邀请了独立各省代表与会，但遭到独立各省的拒绝）。与会的主要是北洋系统的地方实力派，讨论的议题是让袁世凯自动辞职。冯国璋的潜台词是以地方逼中央，袁世凯辞职后让大家推举自己继位。可惜会议在是否逼袁世凯辞职问题上就没有达成一致。亲段祺瑞的倪嗣冲坚决反对向袁世凯逼宫，拍着桌子骂娘。最终，5天后，冯国璋不得不宣布南京会议解散。冯国璋如意算盘的落空，表明他的实力和威望尚不足以统帅北洋系统。

拉帮结派失败了，冯国璋干脆亲自逼宫。他致电国务卿徐世昌等人，威胁如果袁世凯不辞职，“苟长此迁延，各省动摇，寝至交通断绝，国璋纵不忘旧谊，独以拥护中央相号召，亦恐应者无人，则大总统孤立寡援，来日殊不堪设想”。他联络江西将军李纯、浙江将军朱瑞、山东将军靳云鹏、湖南将军汤芗铭密电各省将军，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惩办祸首，史称“五将军密电”。直隶将军朱家宝收到密电，转给了袁世凯。袁世凯看完几乎晕厥，绝望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五将军密电”对袁世凯的心理打击，并不亚于蔡锷发动的护国运动。

逼宫最终的结果，多少超乎冯国璋的预料，比自己还年轻的袁世凯突然在6月6日死了——既不算被推翻也不算政府辞职，而算是自然死亡。黎元洪以副总统身份依法继任总统，堵死了冯国璋的晋升之路。

黎元洪上台后也给冯国璋带来了一个意外收获：当选副总统。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首先是控制中央的段祺瑞不想当有名无实的副总统，所以选择出任内阁总理，操持行政大权。出于对抗段祺瑞专制的考虑，黎元洪和国会需要树立一个对立面。于是国会议员孙洪伊等人明确提出“以冯制段”，推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同时，北洋系统对冯国璋出任副总统乐观其成，想反过来以此牵制黎元洪。于是，各方利益搏弈使冯国璋顺利地当选为中华民国的第二个副总统。

1916年10月30日，冯国璋在南京宣誓就职。

和当年的黎元洪一样，冯国璋也不愿意放弃江苏地盘，就职后不愿意进京，依旧留在南京兼任江苏督军，继续和长江中游的王占元、李纯等相互呼应，等待机会。

四哥快来：与段祺瑞的明争暗斗

一

机会终于来了，1917年7月，段祺瑞给冯国璋发来只有四个字的急电：“四哥快来！”

这是内阁总理段祺瑞在敦促冯国璋赶快到北京来接替黎元洪担任大总统。

天上掉下个馅儿饼，而且还是特大号的。这得感谢头脑简单的张勋和他那荒唐的复辟。1917年，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关系彻底破裂，爆发了府院之争。张勋趁机复辟。复辟期间，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和段祺瑞一起南北通电，谴责复辟，轰轰烈烈地“光复民国”。战后，躲在使馆的黎元洪看破政局，拒绝复任总统，而段祺瑞宁愿让同属北洋系统的冯国璋当总统也不愿意黎元洪再任总统。之前努力调解府院之争的张国淦力劝段祺瑞迎黎元洪复位，说：“相对而言，和黎元洪共事其实比较容易，因为他手中无兵，而且刚经受过挫折，会吸取教训；而冯国璋既有兵权，又是新官上任，遇事必然逞强好胜，因此更难对付。”他一语道出了冯国璋对段祺瑞最大的威胁：手握重兵。可段祺瑞觉得冯国璋和自己的矛盾是北洋系统内部的矛盾，而黎元洪与自己的矛盾属于系统外的矛盾，感情上怎么说也更能接受冯国璋。于是，就有了总理段祺瑞督促副总统冯国璋来京任职的四字电报。

冯国璋拿到电报，难掩喜悦，遍示众人说：“你们看，芝泉这个粗人！芝泉这个粗人！”

可是，去还是不去呢？冯国璋也犹豫了。

直系内部对冯国璋是否应该进京当大总统，意见分歧。冯的女婿陈之骥等人反对冯国璋进京，认为冯国璋不能离开经营多年的军队和地盘，去做什么空头大总统。黎元洪当年放弃湖北和军队去北京做副总统、总统，现在沦落到避难租界，就是前车之鉴。冯的参谋长景云等人则对直系掌握的实力很有信心，认为失败的黎元洪和前途光明的冯国璋完全不能相提并论。冯国璋正好可以趁当下总统出缺进京执掌中枢，然后名正言顺地扩充权势。机会难得啊！曹锟、李纯等将领也纷纷通电拥护。冯国璋被肯定派所描绘的前景鼓舞了。恰好段祺瑞派皖系亲信靳云鹏来南京游说“总统进京”：“北方的局势如一个大香炉，香炉三条腿，大总统您是一条，其他两条是总理和东海（徐世昌）。有这样三条腿，您还怕香炉站不稳吗？我保证，这次四哥到了北京，能做一辈子的总统。”有了这样的许诺，冯国璋最终下定决心，离苏赴京，出任民国第四位总统。

冯国璋并不是单纯的理想主义者。他抢在段祺瑞的前面，以总统名义调任爱将、江西督军李纯接任自己的江苏督军，任命亲信陈光远为江西督军（段祺瑞也任命了新的江苏督军，企图抢直系的地盘，结果被冯国璋给顶了回去）。安排好老巢后，冯国璋还带了15、16两个师一同进京——身边没有亲信部队，军阀怎么能放心办事呢。

二

1917年8月4日，冯国璋正式代理大总统。为什么是代理呢？因为大总统黎元洪还活着，任期未满更没有被罢免，只是他自己不愿意当总统了，所以冯国璋这个副总统才得以“代理”总统。

上任伊始，冯国璋很有一番北洋系统精诚团结、大展拳脚的抱负。他任大总统、段祺瑞担任总理，又请出“北洋三杰”中闲云野鹤般的王士珍担任陆军总长。他们三人平常关系很好，在天津武备学堂的时候就是同学，毕业后短暂各奔东西后不久汇聚于袁世凯的小站，之后随北洋系统的兴衰而沉浮。冯国璋和段祺瑞的私交尤其好，两家孩子同上一家私塾，有哪个孩子犯了错误，两户家长都可以责罚。冯国璋生病，段祺瑞对医生所开药方都要亲自过目，毫不避讳。就任后，冯国璋把段祺瑞、王士珍请到府中大话家常，握着两人的手说：“我们三人无所谓总统、总理、总长，只求合力办事。”可惜的是，私交和政治是两回事，私底下的朋友不见得就是政坛上的朋友。

冯国璋很快就和段祺瑞爆发了矛盾。这还得怪那个徐树铮。段祺瑞重掌内阁后，重新任命徐树铮为国务院秘书长，听凭他处事。徐树铮把使唤黎元洪的那一套照搬拿来对付冯国璋。可冯国璋不是黎元洪，从辈分上说，他是天津小站的教官，在北洋系统内的资历比徐树铮高多了；从实力上说，冯国璋的直系不逊色于段祺瑞的皖系，哪容得了徐树铮这个皖系后辈对自己颐指气使。新的“府院之争”不爆发才怪呢？

在具体政策上，冯国璋和段祺瑞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上没有歧义，在借款问题上也没有分歧。借款参战无非是为了扩充实力自肥嘛，但是怎么扩张呢，双方就此产生分歧。段祺瑞为了做大皖系、扩展地盘、架空总统，主张武力征讨南方非北洋系统的各省，鼓吹“武力统一”。为此，他控制的政府动用借款编练“参战军”。第一次世界大战都到了尾声了，还参哪门子战啊？不用说，参战军都被皖系所控制，皖系把触角慢慢伸向南方各省。皖系借国家名义坐大当然是冯国璋不愿意看到的，他更不愿意被段祺瑞内阁用“武力统一”四个字架空了总统权威，所以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和平统一”政策。和平统一指的是让非北洋系统的各省宣布承认北洋中央政权，保持中国形式上的统一。那样的统一尽管对于北洋系统而言在实质上并没有地盘进账，但冯国璋个人在名义上成为了全国的元首，便利直系用中央政权的名义行私己之事。“和平统一”口号提出后，得到了西南各省军阀的赞同。

双方僵持不下，关于“统一”的战争首先在南北双方力量交叉的湖南省爆发了。湖南省之前提出了“湘人治湘”的要求，段祺瑞心里不同意，但表面上假惺惺地任命皖系的傅良佐任湖南督军，因为傅良佐籍贯湖南，看似满足了“湘人治湘”的要求。可傅良佐除了籍贯外，活动范围和思想都是根植于北洋系统的。于是这项任命反倒成了引火，激发了南北方的矛盾，引爆了战争。战争的爆发意味着冯国璋“和平统一”政策受到挑战，他秘密派遣陈之骥去运动湖南实力派王汝贤、范国璋联名通电主和，又指使直系的李纯、王占元、陈光远联名要求湖南停战、撤回湖南督军傅良佐。当年12月25日，冯国璋发布“弭战布告”，要求南北各军“于军事上先得各方之结束，于政治上乃徐图统一之进行”。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战略遭到重大打击，半途而废，被迫宣布下野，不当总理了。

段祺瑞下台后，仍旧死心不改，使出全力破坏“和平统一”政策。他先是拉拢直系内部主战的直隶督军曹锟，继续鼓吹对南方用兵，又让徐树铮出面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大军入关。张作霖兵强马壮，正想入关看看中原风光，见段祺瑞主动相邀，随即把整师整师的军队往关内运送。不消说，张作霖坚定支持“武力统一”——不然他就失去了进关的依据。冯国璋身处奉系和皖系军队包围之中，尽管有15、16两个师的保护，情形依然危险。而冯国璋开启的南北接触也因为双方各怀鬼胎，进展缓慢。相反，护法战争在1918年1月中旬重新开火。冯国璋的所谓和平成为了泡影。冯国璋在这个回合先胜后输，而且还搭上了个人安危。怎么办？

进退两难：总统位上走末路

一

1918年1月28日上午，安徽蚌埠火车站如临大敌。安徽督军倪嗣冲，亲自带队在火车站里布下三步一哨五步一岗，焦急地注视着北边的铁轨。铁轨两边的高地上，军队架起了山炮，黑黝黝的炮口俯视着铁轨；车站南端，一群工兵正在抓紧扒掉铁轨，以壕沟和步兵堡垒代替。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太阳出来没多久，一列火车轰隆隆地驶进蚌埠火车站。这是列奇怪的火车，车窗里伸出数以百计的枪口，打头的车厢还配备了重机关枪开路，就像是一列移动的战车。可就是这样的战车在严阵以待的蚌埠车站也被断了去路，不得不熄火停下来。

倪嗣冲得意地看着渐渐停稳的列车，对身边的十余亲信说：“走，我们上去见总统。”

原来，冯国璋正坐着这列战车出京“巡视”，倪嗣冲是奉段祺瑞的指令来截车的。

这就是上文说到的，被困在北京的冯国璋政治主张得不到贯彻，政令不通，又受到皖系和奉系联合挤兑的情况。不能坐以待毙，冯国璋于是决定走为上策，南逃老巢回南京、与李纯等人再商讨反段，东山再起。两天前（1月26日），冯国璋挑选了1000余名卫士，武装了一列火车，就轰隆隆南下了。开始都很顺利。直隶督军是直系的曹锟。专列抵达天津时，曹锟率直隶军政官员到车站欢迎，请冯国璋在天津的曹家花园小住了一夜。27日下午，冯国璋乘车抵达济南。山东督军是皖系的张怀芝。张怀芝接到段祺瑞的急电，被要求务必不能放过冯国璋，就登车“晋谒”总统。结果冯国璋对张怀芝一顿训斥，张怀芝见不能将冯国璋劝返回北京，只好硬着头皮同车南赴蚌埠。而接到段祺瑞急电的倪嗣冲，手段高于张怀芝，扒铁轨挖工事架火炮，就是要阻止冯国璋前往南京。

却说倪嗣冲上车来见冯国璋，先声夺人，强硬地来了一句：“在天津小站时，咱还是个文官，如今居然也领兵了。如今你是大总统，我还是个督军，天差地远，但咱们多时相好，我看这督军觐见大总统的大礼就免了吧！”冯国璋也不甘示弱。铁轨断了，火车走不了了，就暂且下车休息，一坐定就对倪嗣冲说：“督军不听中央的命令不必说，就是一个师长、旅长，索饷索械比什么人都凶，一点点不如意就通电反对中央，请老弟代我想想，这样的总统做得下去吗？”倪嗣冲有段祺瑞和皖系撑腰，反唇相讥：“是战是和，你是当总统的，总统先有个主意，究竟你的主意何在？你为何不明白说出来！你和段总理已是数十年的老朋友了。可是，现在你只顾自己的总统地位，而不顾总理的面子，此种举动真令吾辈寒心。”后来倪嗣冲索性撕破脸皮，指着冯国璋的脸指桑骂槐地说当年天津武备学堂的学生都是安徽人李鸿章的学生（武备学堂属于李鸿章系统的淮军创办的），现在一个个都忘了本，同安徽人捣起蛋来（捣蛋的人指的就是冯国璋），说着他就大叫国家和北洋系统已经到了万分危险的时刻，谣言说直皖两派势同水火，要起内讧了。说到最后倪嗣冲竟然哭了起来，感叹皖系和直系如果内斗，北洋系统就完了。还别说，倪嗣冲软硬兼施的手段真起了作用，冯国璋听了也很感慨。跟随冯国璋的田文烈见机圆场，说冯国璋正要和倪嗣冲、张怀芝两位督军商议讨伐西南的事，随即会下讨伐令了。倪嗣冲当即表示冯总统如果回北京马上放行，如果去南京就扣留总统在蚌埠。冯国璋不得已折回了北京。逃跑行动失败了。

冯国璋回京后，日子更加难过。既然逃不出皖系段祺瑞的势力范围，他被迫向皖系的政治主张作出妥协。回到北京的1月30日，冯国璋就下了讨伐令，派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率军进犯湖南与南方作战。2月上旬，冯国璋又仿照帝王下“罪己布告”，承认自己在统一问题上“无知人之明”、“无料事之智”，表示“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3月23日，段祺瑞复任国务总理。皖系的“武力统一”主张甚嚣尘上。

然而，冯国璋并不甘心“和平统一”的失败，决定最后一搏。他最大的筹码就是前线的直系军队。段祺瑞鼓吹“武力统一”，但皖系并没有征服南方的实力，所以在前线作战的主力仍包括曹锟、吴佩孚的直系军队。冯国璋当然指挥得了这支军队，就密电曹锟“适可而止”，要求直系军队要把战局局限在湖南省内，不让军队深入南方。曹锟等人心领神会，他们也不想为人作嫁衣。吴佩孚部队在攻占长沙后，也对段祺瑞要求“直捣两广”的命令阳奉阴违，不是回电讨要军饷就是说后勤供应不救，坚持按兵不动。段祺瑞为了进一步笼络曹锟、吴佩孚，准备升曹锟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冯国璋则电告曹锟，直隶才是根本之地，不能放弃，直系军队不能长期在前线征战。于是，曹锟力辞两湖巡阅使，返回天津控制直隶；吴佩孚则在攻占衡阳后，继续按兵不动，让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无果而终。曹吴二人成了冯国璋和段祺瑞争夺的焦点。段祺瑞极力笼络二人，授曹锟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授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在得知曹锟对总统宝座有觊觎之心之后，段祺瑞就悄悄许诺支持曹锟出任副总统。冯国璋怕曹锟动摇，就派陆建章去天津说服曹锟，和李纯等人合作扭转局面，不想陆建章到天津就被徐树铮诱杀了。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段祺瑞也没必要对“四哥”客气了。他把冯国璋看做是自己最大的政治障碍，开始积极倒冯。冯国璋当时是代理黎元洪剩余的任期，到1918年秋天黎元洪的总统任期届满的时候，冯的代理权限也就界满了。段祺瑞最好的做法就是“合法”地将冯国璋选举下去。民国二年的旧国会在府院之争中被解散，段祺瑞复任总理后一直拒绝恢复国会。可是，更换总统离不开国会，所以段祺瑞就命亲信徐树铮、王揖唐等人组织了“安福俱乐部”，收买政客，操纵了这次国会选举。徐王等人用借款的钱收买的这届国会被人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在9月4日选举新总统，徐世昌得到与会436票中的425票，成为新总统。段祺瑞得到5票，张謇、王士珍、王揖唐各得1票，冯国璋则吃了鸭蛋。

作为现任总统和直系首领，冯国璋自然有意继任总统，一度也作过当选的美梦。但是冯国璋没有想到最后的结果会这么悲惨，让他尴尬。更尴尬的是，冯国璋还要依法和徐世昌办理交接手续。当着那么多老同僚、老朋友，面对那么多的下级部属，冯国璋灰溜溜地交印、走人，心理该承受了多大的压力啊。他声明此后“绝无出山之意”，“人非木石，宁不痛心”。

段祺瑞这个总理，原本可以寻求留任，结果被老朋友的哀叹所感，同时宣布下野。

二

冯国璋下台后，回到河间老家隐居了一段时间后入住天津。他依然控制着15、16两师的粮饷局，用来敛财，此外也投资了若干近代实业。

新总统徐世昌也主和，力主直系和皖系和解，多次邀请冯国璋进京。冯国璋鉴于陆建章被杀的教训，迟迟不敢登程。后来，皖系的靳云鹏偏离段祺瑞控制，独立组阁，冯国璋觉得安全些了，才返回北京。这是1919年l0月的事情了。同年12月28日冯国璋就因肺病去世，死在了北京帽儿胡同寓所，享年60岁。此时距离他下台不过一年出头。

冯国璋的死，固然有身体疾病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心理的打击。且不说被赶下台的屈辱和挫败感，就在下台后，直系也迅速衰败，对他打击不断。长江三省的直系军队越来越不景气，王占元被赶走，李纯暴亡。冯国璋的警卫一直是由第16师的部队负责，下台后还有该师的一个连作为他的卫队。后来，这支嫡系的警卫部队也被调走了，新政府给他换上了杂牌军。冯国璋既气又恼，加上不太习惯北京的寒冬，两相作用突然得了个肺炎，几天后就逝世了。

下台后，冯国璋和段祺瑞的关系迅速好转，两人又能够坐在一起打牌聊天了。冯国璋死后，段祺瑞前来吊唁，默默地瞻仰遗容，然后默默离开。段祺瑞在和冯国璋的争斗中算是取得了胜利，但他没有想到的是，引奉系张作霖入关却协调不好皖奉关系，结果导致曹锟的新直系联合奉系发动直皖战争，段祺瑞大败，皖系也开始衰败。打败皖系的曹锟则兴冲冲地跑到北京帽儿胡同冯家，告慰冯国璋的遗像说：“四哥，我给你出了气了。在小站的时候，他就打不过我的。”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